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本市加快城乡结合部改革发展，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同时明确“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
怀着向上流动的梦想，外来人口源源不断涌入北京，这是城市活力的象征。但与此同时，许多刚刚起步的外来人口只能“驻扎”在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城乡结合部，日积月累这些地方便成了违法建设的重灾区，一些已无地可种的农民靠不规范的“瓦片经济”维持生活，形成一种独特“生态”。如何打破外来人口不断被“驱离”到边缘地带的困局？如何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区间？在代表调研、各方呼吁、政府主导下，作为破题第一着，“新式廉租房”终于浮出水面……
今年，本市为外地来京人员配建廉租房事宜已纳入规划。昨天，在市人代会听取审议意见的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向记者透露，海淀区唐家岭将作为外地大学生配建新式廉租房的首个试点，并将此模式向其他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推广。
改造规划已经制定
将作为一种模式推出
在本届人代会上，为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特别是被称为“蚁族”的外地留京大学毕业生配建公租房的呼声很高。昨天，前来听取市人代会崇文代表团审议《报告》的市规委主任黄艳透露，为外地来京人员配建廉租房事宜已经纳入今年的城乡结合规划改造的规划布局之中。其中，最先“破题”的将是著名的“蚁族村”——海淀区唐家岭。
唐家岭位于北五环外的海淀区西北旺乡，最近两三年来，这个不足三千村民的村落居住着近五万名被称为“蚁族”的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黄艳说，经过市政府调研，唐家岭的拆迁改造规划已经制定，并作为城乡结合部改造的一种新模式推出。
产权与收益归农民
政府限制租价
据介绍，唐家岭廉租房试点的最核心内容是，建设不同于目前公租房的新式廉租公寓，廉租公寓的产权和收益不归政府所有，而是归拆迁农民和村集体所有，同时廉租公寓申请的条件不限制北京本地户籍，而是面对目前聚集在唐家岭的外地毕业大学生。政府要做的则是从中建立限价机制，保证农民和租房大学生的双重利益。
黄艳说，唐家岭即将实施兴建的新式廉租房计划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在拆迁农民异地建设安置房中开辟廉租区域，由农民自行出租；第二种是在异地建设安置房之外配建单独的廉租公寓，农民在拆迁时可按条件申请一定比例的自住房和廉租公寓；另一种是在唐家岭拆迁腾退的产业用地原址上兴建廉租公寓，产权归村集体，收益实施农民分红。
“这种方式被认为是解决现实中城乡结合部改造和服务外来流动人口的新尝试，既能保证依靠瓦片经济的被拆迁农民的利益，又能够照顾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利益。”黄艳说，新式廉租公寓建立后，政府将在安全、质量、服务、管理多方面对其进行规范。
四个村重点督办
模式各有不同
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先难后易”的整治改造原则，本市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昌平区东三旗村和大兴区旧宫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点)的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工作。同时推进227个行政村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始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对于本市新城周边出现的村落，要研究对策，防止城乡结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据黄艳介绍，今年启动的四个重点督办村的特点都是当地户籍与外来人口比例倒挂，比例悬殊。每个村的方法都不同，它们将为其他乡村提供借鉴。
记者探访
渴望廉租公寓“提升”唐家岭
村支书最希望建成白领公寓大学生主张“有住无类”
“要是能在我们唐家岭建廉租公寓就太好了，可以利用廉租公寓带动这个地区经济转型。”唐家岭村的村支书屈富说。昨天，记者在对唐家岭村进行探访时发现，无论村民还是房客对试点“廉租公寓”这个重大利好都充满期待，而且各自发挥着自己的“想象”。
村支书：
最希望廉租公寓成为“白领公寓”
“现在，我们这里以租房闻名，特别是以出租给大学生出名。我们得充分利用这个名气打好廉租公寓发展的品牌。”
在村支书屈富看来，“白领公寓”是最理想的廉租公寓模式。通过“白领公寓”的建设能够“提升”村里的交通、餐饮等其他产业。他告诉记者，现在私人出租不考虑租客的背景，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入住，对这里的社会治安造成了影响。所以，他认为“白领公寓”也应该有门槛：一个是有一定的学历，另一个则是有固定的工作。屈富说，唐家岭村周边有四个科技园区，但是这些园区的配套设施诸如员工宿舍等并不完善，他希望能够与这些园区合作，“‘白领公寓’可以成为这些企业的员工宿舍”。
屈富甚至对白领公寓的出租价格也有自己的设想：“现在一般私人租价在每月400到700元，我觉得未来的‘白领公寓’价格也就这个水平。房子可以分为标准间、套间等种类，标准不同，价格不同。”
村民：
上楼后“廉租公寓”仍能“可持续”
唐家岭80%的村民都依靠出租房屋过日子，但是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尴尬的局面。由于村子要整治，违建要拆除，村民要上楼，“私房出租”逐步走向了尽头。但建设廉租公寓又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
张大爷自己家有十几套房子在出租，每套房的出租价格每月在300元到500元左右。对于失去土地的他来说，租房是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不过张大爷也知道村子面临着改造，自己将来也要上楼，这就意味着“吃瓦片”的结束。关于建设廉租公寓的传闻又让他看到了希望。“听说是要村民入股集资，将来廉租公寓挣的钱可以按股分配，”张大爷说，“反正政府肯定会让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过。”
事实上，村支书屈富设想的建设廉租公寓的资金就是通过集体出资、村民入股的形式来完成。这样能够保证每个村民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农民喜欢的是‘租’，不喜欢‘卖’，因为‘租’是长期的，‘卖’是一锤子买卖，这是农民的普遍心理。”屈富说。
此外，屈富说以这样的形式建设廉租公寓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村民上楼后，就没地可盖房了。他们的孩子现在十几岁，将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房子不够怎么办？我可以从廉租公寓里拿出部分来分给年轻人。毕竟农村的习惯是没有房子不能结婚。”屈富说。
同时，在村民们和屈富眼中，廉租公寓建成后可以为当地人带来就业机会。“像物业、保洁、餐饮等，我们村民都可以参与工作”，屈支书说，廉租公寓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租客：
北漂不分“领儿” 期待家的感觉
“大家能够都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流，形成一个社区的样子，这样就更像‘家’了”，来自河南的白领小杨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
其实，对于已经名声在外的“蚁族”看来，唐家岭村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么“悲情”，这里既有超市，也有各种路边摊和餐厅，村里还有社区医院，但交通确实是不方便，每天上下班高峰期，这里有时能够拥堵上一两个小时。“建设廉租公寓的话，首先就要解决‘交通’，那样这里就真成一个大社区、大家庭了。”小杨的同学小刘说。
不过，在租客们看来，这个“家”不应该排斥他人。“我们楼上就是外来务工的，但是大家谁也不影响谁，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挺和谐”，小杨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设定廉租公寓房客的条件，“交得起房租，有真实的身份证明就可以”。
而一位住在唐家岭村的外来“蓝领”人员则表示他租房主要看的是价格，“我们当然希望能住条件好的公租房，但要是价格高也就算了。其实，价格和身份证就是门槛。”
两会建议
数十代表联名提议案 献计城乡结合部改造
昨天下午，市人大议案审查组收到了数十位代表联名提交的一份关于《加大城乡结合部整治力度，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速度》的议案。
领衔代表王纪表表示，在市人代会召开之前，他和其他几位联名代表就前往唐家岭等城乡结合部进行多次调研，“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有些已达到常住人口的10多倍，改造中也应考虑外来人口的现实需求，不能把他们越推越远，这样只会在更远的地方形成一个新的‘唐家岭’。政府应适当为他们考虑，建设一些公共租赁住房，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
代表王纪表：
7层楼有300个房间 结合部成违建重灾区
“触目惊心”，王纪表代表用如此严重的词语形容他眼中的唐家岭：楼房又高又密，有一栋7层楼里面竟有300个房间。
王纪表表示，由于利益驱动和实际需求，城乡结合部成了违法建设的重灾区。如唐家岭、六郎庄、肖家河、八家、朱房等重点地区，由于多年积累的违法建筑多，整治难度很大。以唐家岭村为例，其户籍人口仅3000人左右，但外来租住人口已达约5万多人，因其地理位置离中关村(000931,股吧)、上地较近，租住者大多数是该地区各大企业的职工和大学生，且租住时间长、人数多。
他建议，应允许用集体土地，采取农民参股的方式在城乡结合部建设一批合理合法的、规范有序的廉租房，以解决企业员工的安居和当地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城乡结合部的整治。
代表高扬：
启动旧村拆迁前 先建公租房和安置房
作为上述议案的联名代表之一，市人大代表高扬也表示，如果不能满足外来人口和本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新的“唐家岭”还会出现。她把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改造严肃地称为一场战役。
高扬代表建议，旧村拆迁之前，应先建设外来人口的公租房和本地拆迁居民的安置房，避免外来人口向其他地区聚集。同时在拆迁补偿标准上，应分类考虑，处理好各方的关系，绝不能让那些因没有违建房屋的农民利益受损。
高扬代表还认为，“可以在农民宅基地或者农村建设用地上盖公租房。”她认为，此举不仅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同时壮大集体经济，通过成立物业管理公司解决本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委员包宗业：
呼吁建设租住市场 保障失地农民收入
“瓦片经济”已成为失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实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在规划中保留一定比例面积，由集体经济组织或由农民为主体投资建设出租房，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昨天，在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农业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包宗业委员的这个建议一下子引起了全小组的共鸣。
记者手记
变驱赶为服务 更符合管理规律
唐家岭，“蚁族”，城乡结合部，拆迁，廉租房……这些汇集了众多吸引眼球的敏感词汇聚在一起，盘根错节，又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曾经有一种思路，试图通过“管好铺板”的方式缓解北京日益增加的流动人口问题，具体工作方式则是通过土地拆迁和产业升级，在消灭“瓦片经济”的同时疏散城乡结合部的“草根”流动人口。但北京的魅力实在太大，随着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升级，流动人口的聚集区没有消灭，反而像水波一样向外围扩散。同时，拆迁引发的失地农民就业和保障问题也成为政府的隐忧和负担。
与此同时，随着一批高智、弱小、群居的“蚁族”被媒体关注，底层外来流动人口话语权也被放大，人们逐渐意识到，外来流动人口并非是城市的负担，他们同时也是建设北京的一分子，对这部分人实施社会资源普惠的呼声日渐强烈。
“十几年来，靠限制的办法从来没能阻止外来流动人口的增长，政府变‘堵为疏’，变驱赶为服务，或许更符合规律。”一位人大代表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