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钞票与政策赛跑的游戏。当一线城市楼市被限购之后，二三线城市楼价猛涨；如果政府继续往下限购，成捆的寻找出路的钞票们会奔向哪里？

　　在一线城市被限购之后，这些二三线城市成了楼市投资者的黄金宝地。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情况，虽然房价环比下降和持平的城市数量均比5月份要多，但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丹东、遵义等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维持近半年来的强势，涨幅抢眼。更惊人的发现还在这70个城市之外：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等非限购城市已位列国内楼市投资者最活跃地区，房价五六年间上涨六七倍甚至十倍，今年以来也是涨势惊人。正因为此，新一轮针对二三线城市的楼市调控已经呼之欲出。7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对“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着手草拟新一轮的限购城市的名单。业内人士预估“上榜”的城市从目前的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个以上。此次重点瞄准二三线城市的措施，被称为自2010年4月以来的“第四波楼市调控”。

　　有人冲进，有人撤退

　　水往低处流，资金也是如此。当一线城市遭遇限购之后，投资者迅速发现，二三线城市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

　　广州限购，毗邻的清远房价上涨；深圳限购，附近的惠州房子受到青睐；北京、天津限价，而周遭的邯郸、廊坊、保定、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凭借半小时、一小时经济圈概念，房价涨幅名列前茅。在这些城市，打着旅游概念、养老概念的房产，更是领涨全国。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房价已向一二线城市看齐。

　　越有钱的地方，催生着越高昂的房价：内蒙古鄂尔多斯户均拥有3套以上的住房，底气在于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超过了7000人，人均GDP超过了香港。而依靠煤炭、石油发家的陕北榆林、新疆克拉玛依等地的富豪，也在一掷千金地支撑着当地房价上扬。

　　据媒体报道，房地产监管部门正在对二三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进行归类，想得出判断，究竟是投资性需求转移还是本地的刚性需求推高了房价。而新一轮的限购名单将主要依据投资性需求转移推高房价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两个指标来敲定。“假如对二三线城市的房产进行投资，那只能作长期打算。”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向记者表示，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手房与二手房的交易量比例为7∶3，也就是说新建的一手住宅供应多于二手房的供给。“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在二三线城市，人们会选择买一手新房，也不会买同等条件的二手房。”

　　但知名的深圳投资客邹健民就不看好二三线城市房地产投资。他的理由是担心“买了以后没人来接盘”。“毕竟二三线城市的购买力有限，当地的富豪最终还是会往一线城市跑。”邹健民表示，他知道不少深圳投资客到惠州买房被套牢亏钱的案例，他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从二三线城市退出。而他本人目前只投资商铺，没有投资于任何住宅。

　　二三线城市救了地产商

　　“上半年，我们就是以二三线城市的楼盘赚的钱，来弥补赢利缩水的一线城市项目。”一位广州的地产商高层向记者表示，这就是所谓的“外围救中心”战略，这可以保证一线城市的楼盘暂时不必降价。对于上半年的地产商而言，得二三线城市者“得天下”已成共识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的“贡献”，决定了地产商们在竞争格局上的分化。

　　据WIND统计，截至7月18日，已发布业绩预告的A股58家上市房企中，31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出现亏损、预减。与行业整体业绩低迷的预期截然相反，部分龙头房企表现出“强者恒强”。据《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TOP30》显示，上半年前十大房企合计实现销售金额3323亿元，同比增幅超过八成。同策研究与咨询部总监张宏伟的点评是，标杆房企表现抢眼原因之一是二三线城市的贡献。

　　然而，这些“功勋卓著”的二三线城市，即将面临打击需求的“限购令”，地产商们该如何见招拆招呢？从一线城市的经验看，地产商们似乎并无招架之力。

　　以限购最严的北京为例，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市商品房成交量下滑近三成，投资需求基本归零。此外，当前上海的住房存量需要12.4个月的时间消化，深圳、武汉、杭州、苏州和宁波等城市的库存消化期均超过15个月。更麻烦的是，大部分开发商的货量都集中在下半年推出。更糟糕的是，限购未至，限贷先行。重庆、南昌、太原等二三线城市部分银行已暂停发放个人房贷。而地产商目前自筹资金的重要来源房地产信托也被收紧。

　　地方政府的“紧箍咒”

　　房地产库存积压，开发商资金回笼放缓，拿地意愿下降，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在这个连锁反应中，受限购影响最深的，除了开发商，就是地方相关部门。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上半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为7524亿元，同比下跌了5.5%。其中上海以494.06亿土地出让金额名列第一，但同比下降了21.97%；而名列第四的北京则同比下降48.32%，成为前十名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名列二、三的武汉和昆明，土地出让金的同比增幅分别达到77.33%和416.03%。而它们属于限购执行力度不算严厉的二线城市。

　　地方部门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限购政策维持太久。早在去年下半年各地出台限购政策之时，部分城市即刻公布限购令的“试行期”。例如，厦门、福州、海口10月份出台限购政策时，将政策的结束期限定在了当年年底，为期仅不足三个月。而温州市将10月中旬开始的限购政策的有效期定为半年。但到了今年年初，在住建部的三令五申下，各地的限购政策得以延续，而不少城市颁布的限购令执行期为一年。时至近日，“对限购政策进行细节调整”的呼声再起。

　　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楼市调控更需引起警惕的是，由于担心住房成交量下降过快影响经济发展，少数地方出现了停止执行或变相放宽住房限购措施的苗头。的确，有部分城市出台的限购细则相对宽松，有的则在限购区域上打折扣。例如，成都出台的限购令限购范围为本市主城区，没有涉及到的郊区郊县成为成交主力。贵阳的限购政策更松，限购范围只在贵阳市中心城区人口密集、房价过高一环内的住房。而加入限购队列不久的石家庄，在出台限购令的同时，也降低了当地落户门槛，省内人员在当地购置住房并实际居住的可以办理落户手续这都引来关于限购执行力度的质疑。“我们还要承担保障房建设，还要偿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一位地方人士诉苦，处处都需要钱，还限购房地产，真是“无米之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