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督察北京局是个略显神秘的机构。通过当地的114查询“国土督察北京局”，只能得到其位于“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的地址和一个简单的办公电话。在连续几天的努力后，时代周报记者终于得以探访这个少为人知的机构。

　　这个一度只有3名工作人员的新设机构，担负着“看守”华北5省区土地的重担。尤其是4万亿投资冲动汹涌的当下，全国督察官员们如何完成“力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

　　例行督察姗姗起步

　　走在狭长的楼道里，国土督察北京局办公室主任李俊喜指着两边的督察室说：“依照规划，督察员们下半年就要派驻到各省的一线去了。”

　　负责接待的李俊喜一直在忙碌着。这个周末之前，他们要向总督察室上交半年情况汇报。此前，他留意到外界流传着“国务院急调地方督察机构半年情况汇报”的消息。按照往年惯例，工作汇报一直是“一年一报”。有媒体解读为， 这份“直接反映全国土地利用现状以及违法违规情况”的汇报，显然是国务院的“破例之举”。

　　李俊喜觉得这种推断有些“危言耸听”。在他看来，“半年工作总结算是常规的工作安排，部机关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这个下午，他还要接待来自山西的客人。长治市市长带领山西省政府和长治市土地系统的20多位官员前来拜访，商讨上个月完成的土地例行督察情况汇报工作。

　　5月6日，北京督察局土地例行督察组分别进驻山西长治市、晋中市。作为山西省首批例行督察区域，两地接受了山西土地工作的第一次例行督察。十天时间里，督察官员们审核了1173宗涉及批次项目、单独选址项目、违法查处案件卷宗，还对7个区县的卫片变化图斑初核资料进行了复核。从5月16日开始，督察组对查出的“主要问题和疑似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

　　去年，北京土地督察局例行督察的试点工作在河北沧州进行。之所以选定沧州，是考虑到它在“经济总量、土地面积等方面恰好处在中等规模的位置，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李俊喜看来，例行督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河北省土地工作都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在土地督察系统，例行督察被称为“常规武器”。督察组有权力查验当地的所有土地审批、供应和土地案件查处案卷。与之相对应的是专项督察，督察组根据高层领导批示或者举报材料，针对具体事项进行检查。北京局下设了5个督察室，分别对应负责华北5省区。山西省的例行督察由督察四室担纲主力。

　　与此同时，由督察五室负责的内蒙古例行督察工作也在紧张准备着。这项工作将在7月份展开。

　　一线力量匮乏

　　现行的例行督察实际上是“无奈之举”。依照国务院设置土地督察机构的初衷，9个地方督察局主要负责监督、检查“督察范围内省级人民政府和计划单列市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苦于人手不足，督察官员们只能在省级范围内选择一两个地级市做标本。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省政府的办公室里监督吧？”

　　“我们的编制空缺还很大。”李俊喜说。

　　现在的北京局，只有1名专员和2名副专员，离“每个省配备一名专员”的要求尚有很大距离。普通工作人员也有不小的差额。北京局从最早的3人，逐步扩展到7人，一直到现在的30多人。而依据2007年的机构设定方案，他们有48个编制名额。

　　5月底，国土资源部宣布了涉及38人的督察干部任免名单。此举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中央试图遏制“地方违法违规用地”的重要举措。其中涉及北京局数名干部，蔡可军任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专员，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原副主任于孔让则接替蔡可军，出任该局巡视员。北京局原调研处处长马素兰和审核处处长吴昌洋则分别被任命为南京局和西安局副局长。

　　这是国家土地督察局副司级干部的第三次集中选任，同时也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部开展的第五批干部集中交流选任。半年前，国内9个地方督察局的局长换岗完毕。北京局原局长樊志全退休，济南局原局长李永杰接替了他。

　　“土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味也非常明显。本次调动涉及了很多业务司局的骨干，这预示着部里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审批向监管转移，并实现关口前移。”这位中层干部说。

　　6月4日上午，国土资源部举办了38名国家土地督察局副司级干部的任职集体谈话和廉政谈话。会议还邀请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组长王寿祥作了专门的廉政讲话，强调要“做好反腐倡廉工作，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规则仍在制定中

　　北京土地督察的权力在逐渐显现。今年5月，北京局收到了河北省政府“措辞恳切”的处理意见回复。依照规定，土地督察部门有权力向当地政府发出整改意见书，并要求限期回复。

　　在2008年度的土地督察公告中，全国土地总督察徐绍史点名批评了石家庄市“公安别墅”的违规用地事件，其中提到：“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多名公安干警在鹿泉市骗取宅基地批准并超面积、异地建设别墅的违法占地行为进行核查，并向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整改意见书，要求河北省人民政府进行依法处理，并对全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中的类似问题进行清理，严格宅基地审批管理。”

　　而在土地管理法的新一轮修订中，土地督察系统的权力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扩大。与一稿“向有关行政监察部门提出处分建议书”的规定不同，二稿改为“向任免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书”。

　　在国土系统高层领导的设想中，土地督察同时担负着“督察员”和“信息员”的双重角色。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副总督察甘藏春就曾经提到，“各督察机构不仅要当好国家的土地督察员，也要当好信息员、调查员，做国家土地管理政策的参谋助手”。

　　正确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成为这个新生机构工作的重头戏。去年8月6日，北京局与天津市政府签署了《国家土地督察机构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席会议框架协议》，并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新局长李永杰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跟辖区内5个省级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这个新生机构，仍然需要摸索自己的定位和工作模式。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仍然需要等待国家土地督察条例的诞生。早在去年7月下旬，国土资源部就公布了该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条例依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土资源部新闻处处长龙兵也证实，《国家土地督察条例》仍然没有新的进展。

　　无论如何，土地督察官员们一直视审计作为自己的榜样。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今年2月初，土地督察局收到了召开国家土地督察工作务虚会的通知。与通知一同下发的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另一篇则是温家宝总理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