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生事物的公租房，在当下得以迅猛发展绝非偶然。这是时代的要求。
早在2008年前后，公租房在深圳、无锡等城市的探索中萌芽，这一地方实验性质的制度创新，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住房公积金，因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短短两三年就上升为国家大力推行的公共住房发展模式。
公租房的创新步伐还可以更快更大，尤其在制度设计层面。北京市近日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虽然也涉及外来务工人员，但文件开宗明义强调“加快解决本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与公租房的定位仍有明显差距。9月19日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国办发2011【45】号文均指出，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于公租房，不能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层面，也不尽是关系整个中国住房制度重构的顶层设计，甚至要放到国家建设的战略层面上来看，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理念。发展公租房确实基于住房保障的现实需要，但更要看到其深远影响，在于超越住房保障而直接承担促进我国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宏大挑战。
第一，公租房是城镇化的重要臂助。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命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大宗消费的激发需要城镇化来完成。我国城镇化目前有两大特点：“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中又有突出的“半城镇化”。外来务工人员等“半城镇化”移民在住房、社保等方面的“非市民”待遇严重抑制了内需，促其完全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第二，公租房是城市保有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福布斯》近日发布的“经营成本最高城市”榜单中，排名前列的基本都是国内房价较高的城市。而一段时间以来频发的“民工荒”更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正在削弱，主要就在于其高企的生活成本，住房正是其中最重大的支出项目。
城市发展不仅需要大量高端人才，更需大批普通劳动者，特别在餐饮、酒店、零售、家政、物流快递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服务业。
公租房的供应对象正好包括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人口。由政府统一组织向社会开放的、公共性质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大大降低这一群体的生活成本，增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吸引多层次人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确保城市竞争力。
第三，公租房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发展公租房的目标之一是普遍降低居民住房负担。只有这样，普通居民才能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并有余钱大胆消费，拉动内需才有实质的可能。由政府提供公益性租赁住房，可以规模经济来实现成本效应。
第四，公租房是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
现阶段，我国住房政策既要发挥社会政策的功能，还要对经济发展作出正面贡献，防止住房市场过度波动伤及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
公租房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决定了其天然将成为中国公共住房体系的基础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可以有效导入丰富多样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功能，如与新城镇建设和社区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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