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0年为刻度，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周以来，出口退税率提高、房产新政集中推出，财政政策迅速转向，1500亿－2000亿的减税方案将要推出，铁道部也适时表示国务院批复铁路投资额已达2万亿，而财政部要发巨额国债的消息更是甚嚣尘上——这一切，都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1998年政府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场景。

　　10年前，亚洲金融风暴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大量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通过启动商品房、降息、提高出口退税等组合拳有效刺激经济，使经济在此后几年保持较高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出口不振的2008年，中央政府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周内经济措施密集出台，反映了高层的急迫，经济下行的风险超出预期，政府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保增长。”虎杰投资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寅对本报表示，“这和1998年非常相似，当时也是在内外环境的逼迫下，政府迅速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8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已经在沿着1998年的轨迹前行。

　　不过，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表示，这一次虽然也动用了10年前的很多手段，但有两点不同：首先是态度不同，这次非常积极，不是10年前的防御姿态；其次在政策反应上，这次显得更成熟、更及时和更有针对性。

　　似曾相识的牌局

　　接受本报采访的诸多学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境遇和1998年高度相似：外有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动荡，主要贸易国经济下滑成定势，出口环境恶化；内有大批企业倒闭，就业形势紧张。不同的是，10年前商品房市场刚启动，眼下房地产市场经过10年高歌猛进，已走到量价齐跌的分水岭；股市则在经历了两年牛市后，跌入了深渊。

　　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经显现，对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外贸。以纺织行业为例，上半年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2/3的企业面临重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认为：“随着美国的消费萎缩和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的出口增幅明年可能降至10%以下，会不会出现负增长也难说。”

　　刺激出口迫在眉睫。10月21日，财政部、国税总局宣布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数的25.8%。

　　回顾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中国外贸增幅明显放缓。随后国税总局一年之内三次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确保了外贸企业持续发展。

　　相比提高退税率，当年发行的巨额国债和三次降息更引人注目。1998年财政部第1号公告即提出，计划发行凭证式国债1250亿元。当年中央财政实际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财政部甚至还在纽约发行了约10亿美元全球债券。

　　此外，1998年央行还三次降息刺激经济，存款准备金率也由13％下调到8％。在经历了多次加息后，今年央行一个月内两度降息，同时也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当年的扩张政策对1998年、1999年、2000年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000年年中出现转机，GDP增长恢复到8％，扭转了持续下滑的趋势。”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起到的效果是明显的。

　　减税，投资

　　本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温家宝总理1998年任副总理；副总理李克强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副总理回良玉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副总理张德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另一位副总理王岐山更是临危受命，1998年被空降广东处理广国投破产案——这家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就是在金融风暴中倒下的。

　　分析人士认为，国务院高层大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历练，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有直观而深刻的体会，这自然会影响他们应对华尔街危机的思路。当然，因为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2008年的宏观政策不会是1998年的简单重复。

　　“和10年前相比，政府现在更有钱。”中央财大财政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对本报表示。从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速10.4％，财政收入增速更高，2006年增速20％，2007年更达32％，连年保持盈余。

　　这意味着政府有充分的减税空间，而在1998年由于税收比重小，财税政策是在扩张导向下增加支出，并不以减税为重点。

　　张寅认为，当前局势下，相对于政府投资，减税惠及面更广，更符合中小企业需要，政府的步子可迈得更大，“目前处在利率下行期间，物价涨幅稳步回落，给政府发行国债一个好时机。积极财政政策的回旋余地很大，关键是在多年财政盈余后，政府能否主动适应赤字财政”。

　　对于明年的国债发行，市场有诸多猜想，普遍看法是会在今年的基础上增加数千亿元。中金公司报告预计，明年国债发行量将由今年的约7500亿元提高到13300亿元。

　　与1998年国债投向高速公路和电信网络不同，未来国债可能更多地投向铁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近日透露，政府准备加大对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铁路网络建设，这些措施将在下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终成形。

　　打破“不敢消费”怪圈

　　必须注意，扩大内需战略从1998年起步，目前消费占GDP还是不到35%，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向欧美等国出口，外贸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比10年前有过之无不及。

　　1998年为了启动消费，教育、医疗和住房开始了全面市场化改革。未曾预料，改革给人们带来了高昂的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和快速上涨的房价，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力被大大抑制。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目前中央选择政策的关键是，弄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1998年遇到过类似情况，尽管政府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后果是内需太弱。现在是刺激内需的好机会。”

　　对于刺激内需的对策，张寅认为，只有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才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医改是突破口，政府应在全民医保的基础上，打破医院的垄断地位，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只有医疗服务供给多了，价格才能下来。”

　　张曙光则认为，内需启动的首要对象应是近年来城市化的人口，包括毕业后就业的500万大学生和进城创业、打工的2亿人口，但这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条件配合。

　　有意思的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3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是住房问题。一位学者屡次提问：“政府可以收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为什么住房保障却一直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