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标准排名与《投资时报》联合发布“中国大陆城市‘鬼城’指数排行榜(2014)”。其中，三亚是“鬼城”指数位居前十位的城市之一。
在这份排行榜中，除了用城区人口和城建区面积的比值来计算“鬼城”指数外，三亚被列入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规模较大的“候鸟老人”。
“候鸟老人”是三亚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群体。近日，从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了解到最新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1月，在海南三亚养老的异地老人，近40万，其中东北哈尔滨籍的老人就占20万。
不过，“候鸟老人”仅是三亚外来人口的一个群体，三亚还有几十万因就业、经商、就读、度假等原因流入的东北人，他们为三亚的GDP、人口素质、城市文化贡献着。
诚如三亚副市长李柏青说，“如果北方的几十万外来人口撤出三亚的话，这个城市可能一夜之间变为一座空城。”
东北人的“第二故乡”
13年后，董大军终于还清了家里所欠的27万元债务，可以像其他的三亚打工者一样，谋划自己的生活了。
1999年，年仅17岁的董大军，离开老家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闯荡广州未果后，揣着不到300块钱，又踏上了南下三亚之旅。
董大军来自农村，小学毕业，初到三亚，“无门无路，不认识任何人”，他只好从卖力气的活干起。
上世纪末21世纪初，三亚百业待兴，没有多少工作可以选择，但外来的打工者也不算太多，董大军在鹿回头养鹿厂找到一份工作，“每天跑100多公里，去山上背鹿饲料。”
因为“别人背一袋，我背两袋，肯吃苦”，董大军很快得到老板赏识，结束了每天去月川桥等雇主的不安定工作，单位包吃包住，每月领500元薪水，“三亚苦力一族最高待遇”。
不过，一年多后，家里传来噩耗，父亲车祸住院，董大军丢下工作，赶回伊通看望父亲。因为肇事司机逃跑无处追责，为给父亲治病，董大军四处借钱，欠下27万元“巨债”。
处理完父亲后事，董大军返回三亚，开始“没命工作”。
董大军在三亚龙虎园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起初，他是应聘到龙虎园做景区电瓶车司机，每月工资800元。后来听说做动物开发部的训虎师每月工资2000多，“虽然高危，却可以挣双倍工资”，董大军便申请调动了工作，开始与老虎、鳄鱼等这些高危动物为伍，过着“将肉放在头上训练老虎”的日子。
又是一年多后，因为放心不下残疾却独自生活的母亲，董大军不得已回家，边种地、打工，边照顾母亲。2006年，有了继父后，董大军又回到三亚，继续打工挣钱。
在三亚十多年，董大军已记不清换了多少份工作，背麻袋、开车、训虎、清洁工、门卫、装修、销售，“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最艰辛时，他同时打4份工，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跟3个同伴用3块钱，买一把挂面过1天。
2013年，董大军终于还清所有债务。如今，他白天做家具组装和销售，晚上做保安，筹房款，“一身轻”却又有安排地为自己的小日子盘算着。
十几年的漂泊经历，董大军悟出了“只要肯吃苦，没有无法生存的可能”，他觉得，去任何一座城市，他都能存活下来。但他对三亚却情有独钟，这个“混到最差，也不担心自己会大半夜挨冻”的城市，早已被他视为“第二家乡”。
董大军还期望将身体不好的母亲接来三亚生活，他说，这里，每年都有几十万东北老人过冬，人们称这些老人为“候鸟老人”。
据2014年海南省全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会议，海南的流动人口主要分为四类， “候鸟”人群，外来务工人群，高端科研、技术型人才群，以及短期游客群。
董大军期望母亲成为的三亚角色，是三亚外来人口的一大主体。记者从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了解到2014年11月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三亚养老的哈尔滨老人近20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海南养老的异地老人，近40万，主要集中在三亚，目前，仍有人前往三亚。
迁徙之始
当南下在需求和时髦中成为趋势时，对于下海南的原因，来自东北的“候鸟”老人大多会说，因为三亚的气候好，空气好。
今年70岁的藏全(化名)，当初就是因此南下三亚。2004年，吃公粮的藏全退休，从黑龙江省鹤岗南下三亚过冬，并且初到海南就买下了房子。
藏全解释南下，东三省尤其是黑龙江，冬天气温通常零下二三十度。天气太冷，老人普遍容易关节疼痛，得风湿病、呼吸系统疾患。在发现“没有冬天的城市”适宜养老后，“一带二、二带三”，南下的氛围和风气，终于依靠熟人圈子扩大开来，选择做候鸟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藏全的双腿一直不太好，经过这些年在三亚调养，拄着拐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他遇到聊得来的人就会说，“要是放在东北老家，严寒就足够他抵挡的了，身体只怕会更糟糕。”
在三亚，总见得到不少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的东北人，甚至擦身而过一股药膏味。除了把打牌，聊天，逛公园当成工作的老人来“享受性”养老外，不少身体有疾患的中老年，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大都会选择在三亚生活，老人们总乐意强调背井离乡花钱来三亚过冬的意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对于孙仁佳来说，东北人南下三亚，却有着深层次的理由。
孙仁佳是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院长，2005年，在三亚学院筹建招生开学后，他作为退休老教授被三亚首办的第一学府聘请。在“边工作，边养老”呼吁下，加入了南下大军。
早在1992年，孙仁佳就曾来三亚旅游。他说，当时的三亚，整个市区，就解放路的一处十字路口上，坐落着全市仅有的一座红绿灯。走私南下的各式小汽车，包括沈阳未曾见过的“子弹头”，在三亚也不稀奇。不过，那时候的三亚，比现在，更具原生态，“很多海滩还未开发，长满了开着花的仙人掌”。
改变是在海南岛被纳入经济特区，按照“以开放，促开放”的方针，整座岛开启了改革开发的步伐。1986年，海南作为特别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1987年，三亚成立地级市，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孙仁佳告诉记者，海南省和三亚市最初注入新鲜的血液，是在建省和设地级市之后，各级外地官员被调来任职海南。
公开资料显示，从海南建省之后，已有9任省委书记和7任省长了(共12人)，其中，第四任杜青林为吉林人，另外有一半人为北方人。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层级干部，以及三亚市的地级干部，其中不乏来自北方籍和有北方工作经历的领导。
孙仁佳认为，这些外省领导到任，吸引或者直接带去了一些家乡的企业商人投资开发建设，为三亚源源不断输入人口、人才、资金等各个方面“拉开了豁口”，之后，从带动，变成了自发行为，直至形成规模。
而本世纪初的大开发，使本地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尤其三亚凤凰机场和海口美兰机场，大大缩短了东北到海南三亚的距离，保证了南下的基础硬件。
另外，东北老乡在黑土地和重工业基地上积累的财富，为南下提供了物质保障。孙仁佳说，当时的三亚物价水平比整个东三省整体低三四倍，为东北人南下降低负担提供了可能性。于是，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海南是东北第四省”和“黑龙江省三亚市”的说法，流传甚广。
不过，记者查阅《三亚年鉴》等资料发现，真正为21世纪东北人大规模生活性南下三亚起到奠定作用的，是上世纪中叶，由众多东北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为东北人南下打开了通道。
在这个横跨数千公里解放海南过程中，比“闯关东”更具组织性的队伍迁移，使东北人对海南岛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认识，以至于奠定了50年后东北人南下三亚的基础认识和期望。
离不开东北人
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说，“如果北方的几十万外来人口撤出三亚的话，这个城市可能一夜之间变为一座空城。”
在海南三亚问起东北人，几乎无人不晓，他们还会告诉你，“东北人，干啥的都有。”在三亚跟人搭讪，几乎在每个行当，都有东北人的身影，开餐馆，开旅馆，开出租，开公交，卖房子……
来自辽宁沈阳的罗大权，就带着父母一家人，在三亚儋州社区开了一家海鲜餐馆。在南下三亚前，罗大权闯荡北京，做了7年教育培训事业，因为不喜欢北京的压抑和城市拥堵，返回家乡，做起了餐饮生意。
再回沈阳第7年，罗大权便举家南迁，一口气到了海南三亚。
罗大权告诉记者，在三亚做餐饮也算重操旧业，这在旅游城市是有较高的经营保险系数的，加之三亚起初入行门槛低，2011年到三亚后，他便张罗开了餐饮店。
在儋州小区，罗大权租了村干部的房子，一楼，15张桌，主营海鲜，也捎带着北京火锅等北方菜。这家坐落在小区主干道尽头的餐馆，生客并不好找。罗大权却说，这个便宜其他主干道边店面近三分之一租金的店面，做的都是回头客生意，“不怕巷子深”。
据罗大权介绍，三亚具有一定规模的餐馆、饭店，北方人能占据一半市场，不过，有个现象就是消费的顾客基本都是家乡人。
比起罗大权，公交司机袁士君接触人群更广一些。从2009年在牡丹江买好三亚的房子后，开了三十多年公交的袁士君就和老婆一起离开老家，南下三亚，继续开公交。
2010年起，袁士君正式加入了4路公交，从火车站到榆林市场，主干道之一。这条线路上，除了每天拉当地的上班族，还有大批从火车站走出来，“拎着大包小包”南下过冬的东北老乡。秋冬旺季来临，“两辆公交也拉不完一个车次上下来的老乡”， 袁士君说，这像三亚的一道景观。
在摩托车如麻的三亚，遇上文化背景和性格全然不同的三亚人，开公交车，是个考验脾性的工作。袁士君说，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被当地乱穿红绿灯的摩托车气到，但为了安全，大多时候，会给摩托车让道，但也难免跟“杠上”的，会出一些事故。
有时候，他们还会遇到乘客要求中途下车的情形，方便时，也会答应，但也有即便停下了，不见乘客提前准备下车，而愤愤再发动，将车开走的情形。
袁士君在加入公交行列的东北人中也不算早，早在上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最早一批东北司机抓住了三亚公交行业的命脉，几乎垄断了三亚的公交行业，据了解，最初开公交车的，80%为东北人，而那一代人，也在三亚这个初步兴起的行业中挖到了第一桶金。
袁士君说，在一个通常都是本地人占据的行当，东北老乡占了主导，很多时候也会给这些异乡的司机们一些自豪感，但也不得不承认，“三亚要是叫停外地司机或者他们罢工，很大程度上，三亚的运输系统就瘫痪了”。
冲突与融合
11月4日，开往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的34、35路公交正式运营第65天。
除去休息时间，符桂之(化名)开34路车还不到两个月。可就在这天，他因为“回答乘客问路慢半拍”，遭到操“东北口音”的一男一女暴打。
符桂之回顾，4日下午2时30分许，他在大东海附近加油，准备开车时，一位上完厕所的女乘客抱怨他应该提前加满油，因为确实耽误了一点时间，符桂之并未多说就开了车。
之后，女乘客又问他多久才能到购物中心，因为车当时正好转弯，符桂之在转过弯大约半分钟后才作答，而这引发了女乘客不满，“一直站在身边骂个不停”，怕分心的符桂之又回了一句“我不是回答你了吗？”
符桂之没想到，这句话让“女乘客骂得更凶了”，还遭到了她男同伴的殴打。此前，符桂之听说过东北人性子急，而这次亲身经历，让他多了一个对外地人“又爱又恨”的感慨。
22岁的曾泽腾是三亚本地人，是一名送货员。他告诉记者，本地人都很欢迎外地人来三亚，外地人的到来，让三亚一改落后面貌，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旅游城市。
对于东北老乡在三亚的名声，身为东北人，董大军有些体会。在三亚，夜班保安是他做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职业。董大军说，每天后半夜，总有不少喝多了酒，围着宵夜桌互相打架，或者跟本地人动手打闹的东北老乡，“爱吹，吹几句话不投机，就会动手打起来”。
在东北人与三亚本地人的冲突中，东北籍生意人孟岩在三亚则是其中的和谐代表。
孟岩来自哈尔滨，2009年，在北京失恋后，他放下西餐厅的工作，打包南下三亚。期间他遇上来自沈阳，同样来三亚疗伤的贝琪。两人一见钟情，贝琪便追随孟岩，开始了他们的三亚生活。
去三亚前，贝琪是一位瑜伽教练，孟岩也热爱健身运动。两人都钟情于三亚人的闲适生活，最后一拍即合开了一家100多平米的瑜伽馆。贝琪负责教授瑜伽和培训其他瑜伽老师，孟岩负责网宣。
两年后，他们接手了河西路的一家瑜伽店，还将整个店面扩大到500多平米，发展了300多位会员，目前，同等规模的分店，正在招募贤士和会员。
孟岩说，他们瑜伽馆的客户，已经通过口碑传播，拓展开了，打破了东北人做熟人生意的惯性，吸引了大部分三亚本地人，如今，至少有一半的会员是三亚本地人。
孟岩夫妇说，一如他们当初选择南下的原因一样，本地给人平和、宁静的感觉，他们也很喜欢和本地人打交道。
这对年轻的南下夫妇，准备融合简单、纯朴的当地元素，将瑜伽和旅游相结合，在三亚打造一个瑜伽基地，他们也计划要小孩，做真正的三亚人。
孟岩夫妇说，在他们身边也有不少老乡，有人嫁给了三亚本地人，也有人娶了三亚本地姑娘，“成为最直观的融合者”。
而在候鸟人群中，无地域的广场舞，更是将看似守旧的两地老人群体，拉入了彼此熟悉、了解的可能性当中。
诚如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所言，正在经历大融合期的三亚，或许因为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需要经历某种痛苦，而这种痛苦之后，三亚肯定会迎来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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