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在参加北大国发院主办的“朗润格政系列之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朗润园观点”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亦应该是整个“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他认为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具备很多有利条件，但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经济发展仍会遇到困难。为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需要破除几个似是而非的看法。
第一是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确实有产能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对于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不能继续投资，但是可以投资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产业升级和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现有的产能过剩。
第二是将雾霾严重归罪于经济增长快。印度雾霾的程度一直比中国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也比中国慢。经济增长速度跟环境恶化不是没关系，但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结构。中国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高，污染排放也大，相对于农业耕种阶段以及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环境压力更大。无论是英、德、美等老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工业化经济体，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除了产业结构，中国还有两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
第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不值得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之所以低，一方面是因为周期长，一方面是因为外部性的存在，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民间力量去做，就要给他们垄断权，而垄断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不给民间力量垄断权，政府也不去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的欠账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来做，最好是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政府做基础设施就会导致经济过热。
有人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就没有了，对此林毅夫并不认同，他认为，目前中国五类产业面临大量投资机会。“不同的产业面临不同的升级机会。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他们都有升级机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机会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购了以后就可以把技术引进来。在这方面民营经济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企业。中国处在新常态，经济相对疲软，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有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不愿子承父业，这些都是有利于并购成功的因素。如果国外没有合适的公司愿意卖给你，那就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到这些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除了并购和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也很管用。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5%-30%，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每年中国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高科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这样既方便进入中国市场，还可以中国为基地，将产品卖到世界市场。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要占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为。比如到国外并购要解决资金问题，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要解决签证问题，招商引资要解决园区、配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基础研究主要都是政府在提供资金。这些产业的升级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企业够不够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政府给不给支持。这些产业的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于那些已经有品牌优势的企业，可以鼓励支持他们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其它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但是空间并不大，转移出去可能是个好办法。二次大战以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最早开始出现在日本，六十年代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到了需要转移出去的阶段。转移出去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企业老板的年龄在四五十岁，适应国外环境的能力差；二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国承接能力有限。“我认为非洲是更好的目的地，非洲年轻人很多，规模足够大。但是单个企业可能不敢转移到非洲，这时可以考虑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先谈好，在当地设立工业园区，帮助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转移出去以后，他们所需要的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还会从国内购买，有利于国内转型升级。”
还有一些产业，比如建材，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把产品卖出去，把生产基地搬过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在这些产业上面可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了把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一方面企业要有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供孵化基地或者金融方面的支持。
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它的特点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比如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等。这种产业不符合现在的比较优势，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企业是不愿意做的。所以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同时地方政也可以做一些事，因为配套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好处。
北大[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在参加北大国发院主办的“朗润格政系列之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朗润园观点”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亦应该是整个“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他认为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林毅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具备很多有利条件，但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经济发展仍会遇到困难。为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需要破除几个似是而非的看法。
第一是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现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确实有产能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经济增速下滑。对于这些产能过剩行业，不能继续投资，但是可以投资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产业升级和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现有的产能过剩。
第二是将雾霾严重归罪于经济增长快。印度雾霾的程度一直比中国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也比中国慢。经济增长速度跟环境恶化不是没关系，但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结构。中国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高，污染排放也大，相对于农业耕种阶段以及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环境压力更大。无论是英、德、美等老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工业化经济体，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除了产业结构，中国还有两个不利的因素：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
第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不值得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之所以低，一方面是因为周期长，一方面是因为外部性的存在，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民间力量去做，就要给他们垄断权，而垄断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不给民间力量垄断权，政府也不去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的欠账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来做，最好是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政府做基础设施就会导致经济过热。
有人说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就没有了，对此林毅夫并不认同，他认为，目前中国五类产业面临大量投资机会。“不同的产业面临不同的升级机会。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他们都有升级机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机会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到国外去并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购了以后就可以把技术引进来。在这方面民营经济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了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的企业。中国处在新常态，经济相对疲软，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比我们更疲软。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再加上有的企业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不愿子承父业，这些都是有利于并购成功的因素。如果国外没有合适的公司愿意卖给你，那就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很高，到这些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可以雇佣当地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除了并购和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也很管用。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5%-30%，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每年中国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高科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具备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国内来生产。这样既方便进入中国市场，还可以中国为基地，将产品卖到世界市场。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要占主导，但是政府也要有所作为。比如到国外并购要解决资金问题，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要解决签证问题，招商引资要解决园区、配套工程技术人员和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技术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或者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技术和产品必须自己开发，但是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基础研究主要都是政府在提供资金。这些产业的升级能否成功，一方面要看企业够不够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政府给不给支持。这些产业的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国内，也可以设在国外。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于那些已经有品牌优势的企业，可以鼓励支持他们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其它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但是空间并不大，转移出去可能是个好办法。二次大战以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最早开始出现在日本，六十年代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来又转移到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到了需要转移出去的阶段。转移出去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企业老板的年龄在四五十岁，适应国外环境的能力差；二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国承接能力有限。“我认为非洲是更好的目的地，非洲年轻人很多，规模足够大。但是单个企业可能不敢转移到非洲，这时可以考虑抱团出海，让我们政府跟当地政府先谈好，在当地设立工业园区，帮助转移出去的企业创造第二春。转移出去以后，他们所需要的附加值比较高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还会从国内购买，有利于国内转型升级。”
还有一些产业，比如建材，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是产能过剩，但它绝对不是旧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把产品卖出去，把生产基地搬过去，化解国内富余产能。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产品跟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在这些产业上面可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了把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一方面企业要有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供孵化基地或者金融方面的支持。
第五类是战略性产业。它的特点是资本投资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比如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等。这种产业不符合现在的比较优势，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企业是不愿意做的。所以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同时地方政也可以做一些事，因为配套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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