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住房问题，需要李光耀式思维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去世，使人们对已经“不再新鲜”的“新加坡模式”，重新燃起了议论和评判的热潮。
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对新加坡模式都评价甚高，派出到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也曾“蔚为壮观”。无论是从国家治国理政的需求，还是同宗同族的发展比较，对新加坡模式的最关心的，非中国人莫属。
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新加坡模式关注的焦点和重视的方向大有不同。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压制民主，缺乏言论和新闻自由，鞭刑等严刑峻法更是有悖于文明社会基本精神；也有人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对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和一党专制下的社会稳定，尤其是在短短几十年内由落后的“第三世界”一举跃升于“第一世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倍加赞赏。
任何一种国家发展的模式，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也不可避免的有其优劣之处。对中国人来说，关键还是要看对解决当今的中国问题有没有借鉴和帮助。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新加坡模式最吸引他们的地方，还在于李光耀创建的新加坡政府，在国家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新加坡国民的收入水平也能同步的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备受高房价煎熬的普通中国市民来说，新加坡政府在住房供应政策上大力推广的组屋，更是成为他们心中的“天堂”。
新加坡政府在国民住房问题上的组屋政策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在全世界都被公认为“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这方面的美名之大，以至于在“房地产调控”上苦无良策的前总理温家宝，2007年底借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之际，特意带上当时的建设部（现住建部前身）部长，不仅亲自到统管新加坡组屋建设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登门取经”，而且还专门到大巴窑组屋区“亲身体验”。在大加赞赏之余，连称“受到不少启发。”据介绍，这已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到新加坡考察组屋。
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及住房问题不仅是老百姓最“焦虑”的最大民生问题，而且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最大潜在危机所在，更是影响执政之基稳固的“负能量”。
在李光耀先生去世之际，重新审视新加坡模式，特别是借鉴其最得民心、也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住房政策，不仅可为深陷房地产和住房矛盾泥潭之中的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一次重新反思和重新学习的机会，更为背负高房价重压的普通市民，指明了一条挖除“三座大山”的希望路径。
作为一个深受房地产和住房问题“煎熬”的泱泱大国，我们在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究竟应该从“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中学习和借鉴些什么呢？
李光耀的住房大局观：把安居作为立国之本和国家稳定基石
在中国，有一种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都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尤其是再次强调突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被视为是执政者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但一回到老百姓现实的生活中，似乎这些精神在一些政府和官员中都成了摆设的口号，很多事情都变了样。老百姓最难以忍受的高房价和住房方面的严重问题，不仅地方政府官员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且一些住房和房地产政策的制定者，也竭力回避，听凭住房矛盾演变为民怨沸腾的尖锐社会问题；一方面中央一再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并把其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对于全面小康社会中“含金量”最高的住房小康，不仅“红头文件”中几乎不见踪影，而且鲜有敢于担当的官员把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古代在治国治民上，有一条很重要的“治国理政”传统，这就是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说的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要让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必须要让老百姓拥有比较固定的产业,如土地何房屋等，并把其视为稳定社会秩序、降低“求变思维”和维持“善良习惯”的必要条件。
在当今世界，这方面“治国理政”最好的，当属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了。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60年新加坡刚刚建国时是一番什么样的“屋荒”景象。上个世纪中叶，新加坡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贫民窟之一”，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当时新加坡200多万人口中，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3平方米。有近五成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而且大多数都是栖身于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棚屋之中；真正能够住上像样住房的居民，仅占人口总数的9%。
由于恶劣的居住和生存环境，导致当时的新加坡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对国家没有信心，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政府建国伊始就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为此，李光耀在新加坡立国之初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他说：“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我们将全力以赴去达致我们的目标：使每一个公民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家。”
为什么李光耀会把“居者有其屋”作为新加坡的立国之基？他说过的一段话，令人值得深思。他说：当时的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要让每个国民都有一份宝贵的资产，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人民深深扎根于此，而人民也有值得捍卫的事物，我们就得成立军队。但是，我们的人口又不足以成立一支正规军队，而要叫住在小房子的人来保卫住在豪宅里的人，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认定每个国民都应该拥有房子，这样每户家庭才能拥有值得保卫的资产，而我们多年来已把组屋视为人民最为珍贵的资产。”
李光耀当初的这一席话，对今天在尖锐住房矛盾目前麻木不仁的中国官员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的警世之言。“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不仅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更关系到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中国的红色江山是否“万年长”，不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肯定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居者有其屋”、“安居乐业”等这些千百年来的中华传统，之所以传承下来，统治者治国所需也是其重要的一面。对民众而言，有居则安、有产则宁。同样，“民富则易治、民有产则畏法”也成为中华历史久远的一种统治文化。
新加坡政府，把“居者有其屋”作为基本国策，正是把这种中华传统的治国理政文化发扬光大的集中体现。它从建国伊始就大力建造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并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本国85％的国民，使得新加坡的居民住房自有率一举达到了90％以上。不仅使新加坡一举成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真正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新加坡的人也成了世界上最守纪律的国民，新加坡社会，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稳定平安”的社会。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新反思李光耀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国家大局观，给今天的中国各级官员可借鉴的，实在是“一言难尽”。居者有其屋，更应该成为今天中国执政者兴国安邦的重要之策。
李光耀对执政者和解决住房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生动和精辟的故事。有一次他搭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回国时，见到服务的空中小姐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于是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还没有。问她在等什么？她说在等组屋。问她买了吗？她说买了，而且是首次申购时以最低价买到的。李光耀“适时”提醒她：“到了投票的时候，请记得这个好处。”
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父母官”和主导住房及房地产政策的决策层官员，能有几个人可以骄傲的说，给过普通百姓这方面的“好处”？
解决国民住房问题，靠居者有其屋，决不搞“租房保障”
对比中国现今的住房政策，尤其是把政府大力推广的保障房政策和新加坡一贯以推至的组屋政策相对比，会发现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人均国力水平在全球并不高的中国政府，在现在的保障房供应上，主要的都是廉租房和公租房，政府在住房保障上做的是“租房”的文章。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国家的新加坡，在解决国民住房问题上，从来不搞什么政府的“租房保障”，更不会提出什么“住有其所”来搪塞老百姓。
作为开国之父，李光耀再三强调，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想到建组屋出租，而是把“居者有其屋”计划当作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石，以让绝大多数人民从口袋里掏钱购屋，而不是过于依赖政府的长期津贴。
李光耀认为，如果人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在李光耀的国家观和住房政策思维中，认为国民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
所以，新加坡在国民的住房问题的解决路径上，实行的“以卖为主”的公共住房政策。作为政府负责部门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根据不同的国民收入情况，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2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两房式新组屋；3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三房式新组屋；8000新元以下才有资格购买四房或者以上的新组屋；破产者也有购买五房或者以下新组屋的资格。只有那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新加坡家庭或个人，才有资格向建屋发展局申请租赁组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