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年前，我结识了一位老律师。老律师退休居家，深为群租客所恼。一层楼里挤入几十号人，东拉西扯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盘旋在走道里。左邻从不锁门，职业不明的租客夜半而归；右舍住一群酒鬼，深夜高歌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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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律师摸索着学会了上网，痛斥房东和群租客的不良素质。可惜网络论坛都是年轻租客的天下，老律师寡不敌众，常被群租客海喷。她感叹“世道不古”，只得求助于媒体。老人家总也想不通：“一辈子没做亏心事，为什么退休不能享清福，被群租客折腾得一团糟？”

“我有正当理由，为什么政府不来帮助我们？不作为！”

我替老律师维权，拟写了一篇“群租客扰民”稿件。结尾大约是这样说的：呼吁政府整顿群租客。后来稿件没能刊发。毕竟为租客所苦的烦恼多如牛毛，怎么也不能构成一篇新闻。

之后，我又认识了一些人，渐渐地淡忘了老律师的愁容。说起混迹江湖的艰难，一人盖过一人。先是“群租”禁令下台，却见张江的二房东大模大样地招揽生意，成千上万的群租客坚定不移地投靠他们，以栖身安家。

群租房并非天生而成。一间大房隔离成若干小间，一人被安置在一格方块中。因为租金便宜，房东不出具正式合同，房客身处弱势，房东一句话，房客随时沦为丧家之犬。随后，我再应编辑部要求拟成一篇稿件，结尾写道：呼吁出台公租房。

公租房陆续出台了，毕竟资源、条件有限，仅能解决少部分人的老问题，又同时催生了新问题。作为媒体人，我们跟着这些问题，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这几年，一拨又一拨焦虑的面孔出现在了媒体上：想为小孩选学区房的家长，购买了经适房，迁家于远郊，遭遇“看病难”、“进城难”的老人，每天折腾几个小时在路上的上班族。打着“有住房”的牌子在相亲角选女婿的老人，在网上吐槽“上海丈母娘抠门”的网虫们。

即使下了班，关掉网络和电视，有关住房的焦虑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生活里：大街上逢人就论房，有人每天吃方便面省钱还房贷，逢着经济危机怕还不起债务。更多人每天拼命上班存钱，为住房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看着都觉得累呀。

当然，还有一群看似潇洒的年轻人，反其道而行之：躲在自己的小群体中，过一种蜗牛壳里的人生，屏蔽社会的焦虑症—可以说是追求“另一种人生”，也可以说是“逃避现实。”他们开书店，开咖啡馆，去远方旅行。但是，如果现实的触角扎进他们的安乐乡时，理想顿时溃散，随而陷入手足无措的焦虑当中。

住房的焦虑症成为一个情绪系统。它从一个单一的话题，衍伸到交通、教育、医疗甚至人的心态。也许你所遭遇的问题，是你眼前的这个人—地产商、房东、邻居或者丈母娘带来的，但是，制造出这个难题、催生出无止境抱怨的“怪物”，其实运转在许多人背后的“循环系统”。

我们身为公民，都有义务反思：社会环境又非凭空而来，是你、我、他这一个个实在的生命体。我们的焦虑症，产生于受制于环境、政策与大众传媒，疲于奔命，却不知为何的肉体，产生于生成欲望，而惰于思考的大脑。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改变机会、创造现状，却每日抱怨重重。我们兢兢业业地低头劳作，失去对生活趣味的感受。不少人陷入抱怨中。每天，社会的各个细胞都在忙碌，政府整治群租，大动干戈，不留情面。年轻人在夹缝中生存，怨念十足。社会的各个细胞都在努力，却制造了一组又一组的对立。

我们说到解决问题，我们在“理性”地作出选择，而更多时候，我们忙着宣泄一种情绪。整个情绪相互感染，渐而形成了一个怪圈—不知道究竟在责怪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所向。我们在为生活作出决策，只是在饮鸩止渴，我们试图解决问题，问题却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

这几年，作为媒体人的我，传递着浅思考所带来的浮躁心态，感受到从城市各角落翻卷过来的、排山倒海焦虑情绪。也用“压力大”等理由，为自己的浮躁心态、欲望做出看似合理、理性的解释。

从哪天开始，焦虑症如何像杂草一样，蔓布我们的生活？它从哪里发端，从而探到神经的末梢，搅扰着都市人内心的平静？或者，我们也在为“焦虑系统”的循环，横生枝节，添油加醋？

改变现状本来艰难，我们得先从单一的逻辑线条上挣脱出来，试图了解让我们焦虑不堪“背后的大手”，从而去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健康的社会生态，需要一个理性思考的政府，合理分布的社会系统，还有我们大家—具有反思能力的年轻人。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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