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产税试点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说法基本不能成立，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房产税改革的目的，应主要在于筹集地方财政收入。

实行房产税，有赖于对分税制和财政法治的通盘考虑，而目前试点并未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扩大房产税试点是不适宜的。

目前的明智选择，应该不是急于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而是需要加强两方面工作：明确房产税改革目的，完善制度的具体规则和配套措施；加大房产税改革的宣传力度，完善财政法治所要求的财政公开及财政监督制度，使公众对其理解并认同。

上海、重庆两地试点房产税改革已一年有余，目前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有消息称房产税试点将扩容，这立即成为官方、学者及民众各界关注的焦点。目前，首先要澄清房产税的目的，然后判断继续扩容条件是否具备，同时还需加强宣传解释力度。只有对房产税法治达成普遍共识，该制度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具体而言，在确定开征房产税的大方向基础上，目前还需考虑五个方面的问题，以保证该制度稳步推进。

房产税的主要目的应是筹集地方财政收入

实施房产税改革，是完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一项重大工程。然而究竟为何要改革现行制度，从试点改革之初就一直模糊不清。

从中央及财税部门的改革动机看，改革具有完善财政体制、加强财产税法制的目的，同时，制度改革还被赋予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理论研究认为改革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法制，将有利于完善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收入体制。但实践中的房产税试点，伴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严格调控政策的背景展开；房产税试点的扩容探讨也处于继续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机。种种现象不由让公众产生怀疑：房产税被政府作为抑制房价、防止房地产过度炒作的政策工具。

究竟为何试点房产税改革并准备将试点扩容，制度目的不明确，不仅会导致制度设计的偏差，而且会引发民众对该制度的质疑，最终影响到制度实施的效果。财产税的基本功能主要有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筹集财政收入等。但理论还需与实践相结合，目前要求房产税试点承担上述全部功能，确是其所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普遍流行的房产税试点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说法基本不能成立。房产税试点确实可能对购买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效果不会明显。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既有地方政府为筹集财政收入而力推的因素，也有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刚性需求推动，更有投资渠道不畅、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异化发展的原因。因此仅以房产税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房价快速上涨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商品房供需市场结构不合理，通过房产税或其他手段增加的房产持有成本，会很容易地转嫁由买房人负担，这更会加剧房价上涨。因此，希望通过房产税调控乃至下压房价，是不可能的。

其次，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一方面，房产税负担与快速上涨的房价相比占极小部分，即使房产持有成本增加，在投资渠道限制过多的情况下，比较投资收益与成本，公众仍热衷于房产投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财产形态并不限于有形的房地产，也包括无形资产，仅对有形的房产课税难以从实质上改变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化现象。

因此，房产税改革的目的，长远角度应更注重于筹集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在地方政府失去农业税收入、依靠土地财政不可为继的情况下，仿照发达国家做法开征房产税，是法治环境下的较优路径选择。目前有地方官员力挺房产税的报道，也表明地方政府从长远考虑希望在此方面有所作为。

在试点房产税主要目的是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判断下，宏观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两个问题，即中央和地方税权关系、财政法治理念下的制度要求。

中央与地方的税权配置有待厘清

我国1994年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基础上配置中央税权与地方税权。完整意义上的地方税权，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然而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权完整地集中在中央，不仅涉及地方税种的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都由中央制定，而且中央经常自行调整税种的归属、中央地方共享税分享比例，这就导致地方税权收益界限并不明晰。

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主体税种，性质上属于地方税。目前试点也是由上海、重庆地方先行改革。由两个地方政府出台细则先行试点的做法，在我国立法改革领域也有先例，不会与税收法定、中央地方税权配置等原则产生重大冲突。但如果继续扩容试点，将会带来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问题：在改革扩容前，需要解决地方是否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在多大范围内享有、如何避免地方税权恶性竞争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分税制和财政法治的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