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监管：一个全球难题

张 锐

号称全球打车软件鼻祖的Uber(优步)眼下麻烦缠身。由于屡碰政策红线，Uber在过去几个月中先后领受了英国、韩国、荷兰等国严厉的警告甚至公开叫停；不仅如此，因为发生技术或乘客安全事故，Uber还被不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尽管如此，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事物，Uber仍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来自八方的“围攻”，试图借助社会力量顽强而野蛮地生长。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创建Uber的过程颇具戏剧性。六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卡兰尼克和朋友在路上等着TAXI，但无奈怎么也打不到车，于是萌生了做一款打车软件的想法。两年后，Uber正式上线。登陆智能手机Uber的移动应用程序，司机提供性别、年龄、职业等各种法定信息，经过Uber后台严格审查就可成为Uber的专职或兼职司机，而Uber则对其收取约20%的平台管理费。另外，乘客可在智能手机安装Uber的APP，输入姓名、联系方式等真实资料，即可建立个人账户。这样，只要乘客需要出行车辆，Uber就会提供距离乘客路线最短和时间最快的司机和车辆。

与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的线下服务模式相比，Uber的O2O商业模式，带有十足的互联网血统与基因。Uber的核心经营理念是在一个城市里部署最少的车，最有效率地满足全城居民的出行需求。照卡兰尼克的说法，Uber的底气来源于其所提倡的“共享经济”理念及由此为世界带来的改变，包括Uber每月在全球创造出两万多份就业机会，并驱动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数百万人可能会不需要拥有一辆车；在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城市，停车位紧张的状况将得到缓解；随着Uber服务的延伸，城市拥堵将得到极大改善。

凭借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只用短短四年时间，Uber就进入了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并在超过300个城市提供服务；到今年3月底，Uber令美国市场传统的士、机场巴士业务从85%降到了52%。与此同时，作为一家“互联网+”的企业，Uber格外受到市场追捧，目前已完成了五轮融资，最新估值飙升至412亿美元。

然而，由于动了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奶酪”，Uber却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许多国家禁止私家车进入商用市场，因此，除了已在美国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及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被封杀外，Uber还收到了泰国、印度、法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禁令；在华沙、伦敦和芝加哥，还出现了出租车团体针对Uber的抗议。由于在美国休斯敦和印度新德里先后发生了Uber司机涉嫌强奸女乘客事件，Uber还被当地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联合国[微博]妇女署也据此取消了之前和Uber达成的招募100万女司机的合作计划。

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封堵，Uber的态度是逆势而上，用卡兰尼克的话说就是“将油门踩到底”。如在韩国被禁之后，Uber公开嘲笑“首尔市政府还生活在过去”；在美国堪萨斯城被监管后，Uber强烈谴责当地政府的政策是“反科技”；在荷兰，当法院判决禁止Uber的拼车共乘服务后，Uber回应称将继续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在遭到政府部门和警方威胁的地区，Uber会向用户致信，希望他们能联系当地政治人物，支持Uber发展。Uber还雇请游说人员游说。据悉，Uber在美国建立了一个至少161人的游说团队，以说服各州的法律制定者，并聘请了大量资深政治顾问，以政治代价来狙击传统出租车公司。另外，前不久Uber还就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禁止Uber在当地服务一事向欧盟发起投诉。

当然，Uber也有“服软”的时候。前不久，德国法院裁定Uber司机在德国“无照运营”违法，对Uber实施禁令并开出罚单，Uber表示将于今年夏天在德国推出一项合法经营的新型打车服务，并为司机支付持有商业乘客运输执照所需的费用。在中国，Uber同样“乖巧”了许多，因地制宜地注册成商务租车公司，这样，所有司机跟Uber签的合同就合理合法了。而且Uber在中国推出的首款服务是与租车公司合作，主打“Uber Black”即高端商务专车服务。过去一年Uber在北京、上海、广州等9个城市尝试推出了中低端服务的Uber X。另外，Uber还上线了拼车服务“人民优步”，并将其定义为公益服务，承诺不对司机收取20%的管理费，而且在扣掉成本之后所有收入都返还司机，Uber称这样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不过，按我国交通部“禁止私家车做专车业务”的最新要求，Uber X可能会在中国遇到在其他国家同样的麻烦。

Uber的“野蛮生长”映射出的是互联网技术和传统规则、创新与监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须承认，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步伐已大大超过了政府政策的更新速度，因此，对于Uber这样的公司，政府应当主动地作出改变。从这个意义而言，Uber不是不需要监管，而是如何监管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