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变奏
接下来的房产税试点扩围，不应照搬沪渝两地政策，须对方案做出修正；扩大税基并按评估价计征，个人住房税收体系方能发挥财产税的功用。
随着试点扩展，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近日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有消息称，北京（楼盘）、南京（楼盘）、青岛（楼盘）、深圳（楼盘）等地已上报方案，有望今年10月加入房产税试点城市行列。但地方相关部门旋即予以否定。虽然试点扩围尚无定论，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及国务院批转的有关改革通知中，均涉及房产税问题，其作为下一步调控房价的储备政策，被有关方面寄予厚望。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表示，多地的房产税试点方案的确有所讨论，尚待决策层拿捏出台时机，这一税收政策的试点肯定要推向更大范围，但具体的时间和方案选择，目前有关各方意见尚待统一。
迄今，上海（楼盘）、重庆（楼盘）两地试点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已近两年半，但从实际效果看，相关方案设计不尽合理，施行效果有限，争议不少。
其中争议最大之处在于，对于存量房与新房是否实施统一的政策。《财经》记者近期接触的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接下来的试点扩围，不应只是沪渝两地方案的原样照搬，而有必要对征税方案做出修正，使房产税能逐渐发挥出财产税应有的功用。
从类型上看，房产税是一种良性的地方政府税种，具有收入稳定、课征容易、不易偷逃税等优点。不过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评估、征收、争议处理以及民主参与机制，房产税征收有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而受制于中国长达十年的市场化房改结果，尤其是高房价困境，中国房产税制改革目前面临一定的阻力和困难，推动改革有赖于高层共识和政治决心。
地方态度松动
在中国税改进程中，很少有像个人住房房产税这样的税改项目，试点准备用了近十年，试点展开后又历经两年多时间，却迟迟不扩围。
改革进程的迟缓，与房产税背后的巨大争议直接相关。房产税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土地公有制下能否再征房产税？征税后土地出让金是否免缴？技术条件和征税人员素质能否满足征税需求？房产税的征税目标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议不断。
2011年1月27日，上海、重庆两地各自发出通知，要求从第二天起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突然而至，引发各界质疑。《房产税暂行条例》依然明确居民非营业用房暂免征税，但两地却按照地方政策开始对个人住房征税，“下位法”显然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
两地试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上海对本市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征收0.4%至0.6%的房产税；重庆则对独栋商品住宅、新购高档住房和非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一次性征收0.5%至1.2%的房产税。为能使居民接受，两地都规定了较低的税率，并给予较大面积的免税。
由于征税范围极小，两年多时间里两地所征的个人住房房产税极为有限。
多年来，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房地产税制的研究，还多次组织国税总局财产税示范项目的培训以及实地考察。该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对《财经》记者表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征收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中国拥有这么大的税基却不征税，道理上说不过去。
从实际情况看，房产的价值增长，一部分是社会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法律变革等公共因素影响所致，这部分增值属于公共收益，应由政府公共部门代表社会通过税费的形式获得。
在满燕云看来，中国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拥有多套房子的人，不管是按照房产套数免税，还是按照面积免税，一般拥有房产的人不用缴太多房产税，而拥有大量住房的人就要缴很多税，其中包括政府官员。他们不愿意被披露拥有多套房产。这些人拥有超乎一般人的话语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房产税推行的步伐。
阻力也来自地方政府。一开始推行不可能征到太多税，房产税收入难以达到替代土地财政的规模。而且征税成本高企，也令地方政府预感到得不偿失。
第三种阻力则是房地产开发商，房产税开征后房地产企业的盈利空间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据记者了解，随着最近两年调控政策的坚持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地方政府的态度正悄然发生转变，在土地财政事实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对房产税的态度，开始变得积极。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将近两年的试点时间里，地方政府对试点房产税普遍缺乏积极性，对改革心存畏惧，摆出种种理由，指出其不可行。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十八大之前人事安排没有到位，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地方官员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影响，因此积极性不高。如今党政人事安排早已妥当，改革方面又需要有所表现，一些开明的地方政府，态度开始转向积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表示，今年以来已有几个地方政府向国研中心发出邀请，请他们赶赴当地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征收房产税。
“有人认为房产税这条路不能走，又没有更好的路，只能这样走。”倪红日表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那么多人占有那么多房子，不能始终拿不出手段进行管理。
早在2004年，国研中心就成立房产税研究课题组，倪红日是课题组成员之一。倪红日说，房产税肯定有不足之处，但只要税制合理，利大于弊，就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香港面对200多万的差饷(相当于个人住房房产税)纳税人，最开始征收时也非常困难，后来逐渐变成良性循环。
国研中心房产税制课题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林家彬也认为，与此前强烈的反对意见相较，地方政府对房产税认识正在逐渐改变。地方多年来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如果还能延续此前火爆的势头，卖几块地就能得到丰厚的收入，地方政府就不屑于征收投入大但收入少的房产税。
如今土地财政规模已降低，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财政困难，债务水平相对又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比过去更有积极性探索房产税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房地产税将会逐渐接棒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民众对房产税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此前联合进行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四个城市共计2500户家庭，涉及到房产税的问题有三个：您是否支持征收房产税？如果征收房产税有助于降低房价，您是否支持征收？如果将房产税收入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您是否支持征收？
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个问题获得40%左右的支持，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则分别得到65%和70%的支持。也就是说，征收房产税并不像此前网络舆论中评价的那样遭到绝大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更多的家庭选择了支持房产税的征收。同时，如果房产税征收有助于降低房价或者改善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那么会有更多的家庭支持征税。
不过林家彬还认为，由于房产税属于直接税，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缺乏直接面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经验，对个人住房房产税的接受程度如何，有没有可能出现大面积滞纳的情况，有关方面对此有一定顾虑。
普遍征收挑战
业界基本共识是，目前上海、重庆两地的试点对推动房产税改革起到一定作用，但实际效果又不能评价过高，试点扩围需要对税收进行优化。
林家彬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税制偏重在房产流通环节征税，保有环节税收缺位，对其进行改革就是要在保有环节征税，同时大幅降低流通环节税负。而这两个地方的试点是保持原来的税制不动，再增加新的税负。原来的税还照缴，房产税试点等于是完全加上去的税，于是只能设计为窄税基、低税率，试点效果有限。
更重要的是，沪渝两地的试点并没有触及房产税改革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普遍征收和评估征税，这是试点扩围之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征税税基来看，目前上海的征税方案不包括存量房产，重庆征税的存量房产也只包括少量的独栋别墅。这样的方案设计尽管可以减小试点阻力，但由于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成交价格计税，就使得个人住房房产税含有流转环节消费税的特征。而按照财产税的基本概念和国际通行做法，房产税应该对存量房进行征税，且每年征收一次。
目前对较大范围的存量房征税，还面临不少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教授何杨认为，首先是存量房产权的多样性，给房产税税基的确定带来了难题。
以居民住宅为例，现在城镇居民住宅产权分为商品房产权、经济适用房产权、房改房产权、私有房屋产权等七类。如果以房屋交易价格作为税基征税，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但若采用市场价值评估方法，摸清每处房产的价值，可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巨额的征管成本。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管模式也一时难以适应房产税征税方式的变化。对存量房每年征税，需要税务人员一家一户上门征缴，不仅会增加大量成本，还可能产生抗税。纳税人会关心和自己有类似住房的人缴多少税、和自己相似收入的人缴多少税，以及这些税款是否用于公共服务。这些公平诉求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支出行为受到约束。
何杨还认为，存量住房中包含的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是国家出让一定期限土地使用权而获得的地租，一部分是开发商基于土地升值预期而支付的溢价，一部分则是公共支出带来的土地增值。第三部分的增值应该作为预征的房产税予以扣除，但要准确区分这部分增值难度很大。
延伸阅读：
中国兑现“住房信息联网”承诺亟须改革发力
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正在推进之中
房价控制目标成为主基调 房产税扩容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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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变奏
接下来的房产税试点扩围，不应照搬沪渝两地政策，须对方案做出修正；扩大税基并按评估价计征，个人住房税收体系方能发挥财产税的功用。
随着试点扩展，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近日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有消息称，北京（楼盘）、南京（楼盘）、青岛（楼盘）、深圳（楼盘）等地已上报方案，有望今年10月加入房产税试点城市行列。但地方相关部门旋即予以否定。虽然试点扩围尚无定论，但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及国务院批转的有关改革通知中，均涉及房产税问题，其作为下一步调控房价的储备政策，被有关方面寄予厚望。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表示，多地的房产税试点方案的确有所讨论，尚待决策层拿捏出台时机，这一税收政策的试点肯定要推向更大范围，但具体的时间和方案选择，目前有关各方意见尚待统一。
迄今，上海（楼盘）、重庆（楼盘）两地试点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已近两年半，但从实际效果看，相关方案设计不尽合理，施行效果有限，争议不少。
其中争议最大之处在于，对于存量房与新房是否实施统一的政策。《财经》记者近期接触的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接下来的试点扩围，不应只是沪渝两地方案的原样照搬，而有必要对征税方案做出修正，使房产税能逐渐发挥出财产税应有的功用。
从类型上看，房产税是一种良性的地方政府税种，具有收入稳定、课征容易、不易偷逃税等优点。不过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评估、征收、争议处理以及民主参与机制，房产税征收有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而受制于中国长达十年的市场化房改结果，尤其是高房价困境，中国房产税制改革目前面临一定的阻力和困难，推动改革有赖于高层共识和政治决心。
地方态度松动
在中国税改进程中，很少有像个人住房房产税这样的税改项目，试点准备用了近十年，试点展开后又历经两年多时间，却迟迟不扩围。
改革进程的迟缓，与房产税背后的巨大争议直接相关。房产税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土地公有制下能否再征房产税？征税后土地出让金是否免缴？技术条件和征税人员素质能否满足征税需求？房产税的征税目标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议不断。
2011年1月27日，上海、重庆两地各自发出通知，要求从第二天起开征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突然而至，引发各界质疑。《房产税暂行条例》依然明确居民非营业用房暂免征税，但两地却按照地方政策开始对个人住房征税，“下位法”显然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
两地试点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上海对本市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非本市居民新购住房，征收0.4%至0.6%的房产税；重庆则对独栋商品住宅、新购高档住房和非本市居民新购的第二套及以上住房，一次性征收0.5%至1.2%的房产税。为能使居民接受，两地都规定了较低的税率，并给予较大面积的免税。
由于征税范围极小，两年多时间里两地所征的个人住房房产税极为有限。
多年来，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房地产税制的研究，还多次组织国税总局财产税示范项目的培训以及实地考察。该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对《财经》记者表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征收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中国拥有这么大的税基却不征税，道理上说不过去。
从实际情况看，房产的价值增长，一部分是社会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法律变革等公共因素影响所致，这部分增值属于公共收益，应由政府公共部门代表社会通过税费的形式获得。
在满燕云看来，中国推进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拥有多套房子的人，不管是按照房产套数免税，还是按照面积免税，一般拥有房产的人不用缴太多房产税，而拥有大量住房的人就要缴很多税，其中包括政府官员。他们不愿意被披露拥有多套房产。这些人拥有超乎一般人的话语权，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房产税推行的步伐。
阻力也来自地方政府。一开始推行不可能征到太多税，房产税收入难以达到替代土地财政的规模。而且征税成本高企，也令地方政府预感到得不偿失。
第三种阻力则是房地产开发商，房产税开征后房地产企业的盈利空间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据记者了解，随着最近两年调控政策的坚持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地方政府的态度正悄然发生转变，在土地财政事实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对房产税的态度，开始变得积极。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将近两年的试点时间里，地方政府对试点房产税普遍缺乏积极性，对改革心存畏惧，摆出种种理由，指出其不可行。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十八大之前人事安排没有到位，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地方官员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影响，因此积极性不高。如今党政人事安排早已妥当，改革方面又需要有所表现，一些开明的地方政府，态度开始转向积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表示，今年以来已有几个地方政府向国研中心发出邀请，请他们赶赴当地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征收房产税。
“有人认为房产税这条路不能走，又没有更好的路，只能这样走。”倪红日表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那么多人占有那么多房子，不能始终拿不出手段进行管理。
早在2004年，国研中心就成立房产税研究课题组，倪红日是课题组成员之一。倪红日说，房产税肯定有不足之处，但只要税制合理，利大于弊，就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香港面对200多万的差饷(相当于个人住房房产税)纳税人，最开始征收时也非常困难，后来逐渐变成良性循环。
国研中心房产税制课题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林家彬也认为，与此前强烈的反对意见相较，地方政府对房产税认识正在逐渐改变。地方多年来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如果还能延续此前火爆的势头，卖几块地就能得到丰厚的收入，地方政府就不屑于征收投入大但收入少的房产税。
如今土地财政规模已降低，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财政困难，债务水平相对又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比过去更有积极性探索房产税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房地产税将会逐渐接棒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民众对房产税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此前联合进行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四个城市共计2500户家庭，涉及到房产税的问题有三个：您是否支持征收房产税？如果征收房产税有助于降低房价，您是否支持征收？如果将房产税收入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您是否支持征收？
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个问题获得40%左右的支持，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则分别得到65%和70%的支持。也就是说，征收房产税并不像此前网络舆论中评价的那样遭到绝大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更多的家庭选择了支持房产税的征收。同时，如果房产税征收有助于降低房价或者改善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那么会有更多的家庭支持征税。
不过林家彬还认为，由于房产税属于直接税，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缺乏直接面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经验，对个人住房房产税的接受程度如何，有没有可能出现大面积滞纳的情况，有关方面对此有一定顾虑。
普遍征收挑战
业界基本共识是，目前上海、重庆两地的试点对推动房产税改革起到一定作用，但实际效果又不能评价过高，试点扩围需要对税收进行优化。
林家彬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税制偏重在房产流通环节征税，保有环节税收缺位，对其进行改革就是要在保有环节征税，同时大幅降低流通环节税负。而这两个地方的试点是保持原来的税制不动，再增加新的税负。原来的税还照缴，房产税试点等于是完全加上去的税，于是只能设计为窄税基、低税率，试点效果有限。
更重要的是，沪渝两地的试点并没有触及房产税改革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普遍征收和评估征税，这是试点扩围之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征税税基来看，目前上海的征税方案不包括存量房产，重庆征税的存量房产也只包括少量的独栋别墅。这样的方案设计尽管可以减小试点阻力，但由于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成交价格计税，就使得个人住房房产税含有流转环节消费税的特征。而按照财产税的基本概念和国际通行做法，房产税应该对存量房进行征税，且每年征收一次。
目前对较大范围的存量房征税，还面临不少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教授何杨认为，首先是存量房产权的多样性，给房产税税基的确定带来了难题。
以居民住宅为例，现在城镇居民住宅产权分为商品房产权、经济适用房产权、房改房产权、私有房屋产权等七类。如果以房屋交易价格作为税基征税，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但若采用市场价值评估方法，摸清每处房产的价值，可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巨额的征管成本。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管模式也一时难以适应房产税征税方式的变化。对存量房每年征税，需要税务人员一家一户上门征缴，不仅会增加大量成本，还可能产生抗税。纳税人会关心和自己有类似住房的人缴多少税、和自己相似收入的人缴多少税，以及这些税款是否用于公共服务。这些公平诉求需要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支出行为受到约束。
何杨还认为，存量住房中包含的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是国家出让一定期限土地使用权而获得的地租，一部分是开发商基于土地升值预期而支付的溢价，一部分则是公共支出带来的土地增值。第三部分的增值应该作为预征的房产税予以扣除，但要准确区分这部分增值难度很大。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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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控制目标成为主基调 房产税扩容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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