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 报道,日前举行的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广州市交通拥堵情况研讨会的专题报告。公咨委在会上建议:7:00～9:00和17:00～19:00等高峰时段内,引导外地牌机动车错开环城高速以内的区域出行。城建公咨委主任、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表示:“外地车错峰出行将尽快实施,接下来可能很快举行听证。”

所谓外地车错峰出行,就是坊间常说的限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广州要不要限外,权威消息应当由职能部门发布,何以公咨委越俎代庖成了信息发布的主要出口?从性质上看,公咨委的主要职能在于沟通民意,既不能代替民意发言,又非决策者。既然尚未征询民意,何以公咨委相关负责人就能断定“限外将尽快实施”?(三亚房产信息）

抛开公咨委在决策程序中的问题不论,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限外此番可谓是风雨欲来,而且在民间不乏支持者,有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市民支持限外。虽然该调查未能进一步区分有车者无车者、本地外地人的参与比例,更未对限外之外的其他诉求做出全面反映,但也足可说明限外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

三年之前,广州半夜出台限牌政策,由于未曾征求民意,也没有召开听证会,无法了解支持和反对的比例。然而,三年之后,“不限外则限牌无意义”却成了支持限外的主要依据。这其中的诡异之处在于,限外需求因限牌而存在,但限牌的依据又在何处?如果限牌从一开始就存在疑问,那么所谓“不限外则限牌无意义”式论调无异于空中楼阁。

关于限牌限外对于公民财产权利的限制,关于地方政府有无限牌的权力,讨论已有很多。问题在于,在拥堵的现实面前,这种空泛的法律话语和理论话语并没有多大市场。所以,就拥堵而讨论拥堵,限牌和限外果真是治堵的有效手段吗?如果限外之后拥堵依然如旧,那又该如何?（绿地·悦澜湾动态）

公众还记得,广州自2014年8月开始实施停车费涨价治堵,然而一年多过去,广州拥堵状况有增无减。公众同样记得,停车费涨价之前,相关部门曾信誓旦旦表示,“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后,预计近期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流量可降低10%左右,干道平均车速提高4%-5%”。

如今限外风雨欲来,形势背景甚至舆论吹风的方式,都与当初停车费涨价时如出一辙。既然停车费涨价未能治堵,凭什么认定限外就能立竿见影?停车费涨价治堵,相关部门当初信誓旦旦,然而最终未能治堵,却不见任何人出来负责。限外之后,拥堵若是有增无减,会否有人出来负责?

以前他们说限牌能治堵,我们暂且相信并充满期待;但限牌之后拥堵依旧,他们又表示停车费涨价可以治堵,我们将信将疑,结果拥堵有增无减;现在他们又说限外可以治堵,如果治堵效果依旧有限,那明天他们还能抛出征收拥堵费、有车位方能买车——底线就是这样一步步倒退的。（万科香水君澜户型图）

没有问责,没有监督,拥堵永远都能为限字诀和涨字诀开路,而公众权益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受到削减的。这恐怕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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